集结号已吹响，寻找还在继续
——湖北“谷子地”和142座坟茔背后的故事

    昨天，天空飘着冷雨。余法海和本报记者一起，又一次来到羊楼洞老营盘得胜山脚下的墓地。
    余法海已数不清来这里多少次了。每来一次，他的心总会更踏实一些——因为每一次来到这里，都意味着社会对这片土地的关注，又多了几分。“这个张敦林烈士，山东济南人，是志愿军战士，我最先找的就是他的家属；这个是田炳义烈士，1952年他牺牲时，女儿才3岁，我们找到田炳义的妻女时，继父带着全家来拜祭，还坚持让女儿改回了原姓田……”
    余法海不顾墓地的泥泞，带着记者数遍了每一个坟茔，每一处，他都是那么熟悉；每一次，他都像在讲述自己亲人的故事。

     走到第9排9号墓时，余法海站住了。“这个烈士的名字应该叫梁亮承，墓碑上错刻成了梁亮‘城’。”余法海说，梁亮承从军时只有19岁，牺牲时年仅21岁，正是最好的年华呀。
    “和梁亮承一样，埋在这里的烈士，将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8岁。虽然年纪不大，但他们不少都立过赫赫战功，有的立功记录还刻在了石碑上，但他们的亲属，可能对这些一无所知。”
    梁亮承的姐姐告诉余法海，一同从军的乡亲回来说，梁亮承和战友在十万大山剿匪时被土匪包围在山洞里。那一仗梁亮承的部队断粮后坚守了十多天，伤亡大半。援军到来后，幸存的战士因为在阴冷的山洞里呆的时间过长，都得了关节风湿病，被抬出山洞。
    然而，战斗过后就没有人知道梁亮承的下落。当邻里迎回复员战士、或者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时候，“失踪”二字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总让梁家人有莫名的压力。
    墓碑上的记载显示，作为53军650团见习文教的梁亮承，于1953年6月21日牺牲在老营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
    老营盘墓碑上的寥寥数字，足以彰显梁亮承本来拥有的荣誉。2007年4月27日，梁亮承的姐姐和妹妹赶到赤壁，跪在已经开始风化的墓碑前哭得说不出话来：“可找到你了!”
    同样是埋在第9排的傅华清，家里兄弟4人，3人从军，最后只有大哥一人负伤回乡，两人不知所终。余法海说，他们查询家谱觅得了傅华清的名字，后面有一句话，“意思是死无葬身之处”。
    墓碑上说，21兵团司令部修械员傅华清于1952年11月1日牺牲。傅华清的侄子还在邻县找到了第11排9号墓龚喜财的家人。这位43军380团战士自1950年参军后杳无音信。

    羊楼洞墓地第10排10号墓的幕碑上，刻着“胡金海，第12军35师104团8连战士，四川江津高歇乡人。1953年牺牲，牺牲时22岁”。
    实际情况时，胡金海本人在当年治愈后返回了部队。他猜测可能是部队医院把人名搞错了。
    2007年8月，华中科大的学生在重庆老家找到了胡金海。胡金海来到了当年的医院，今天的墓地，他慢慢走到每一座墓碑前，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敬了142个军礼。
    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胡金海最后抱着刻着自己名字的墓碑，孩子一样大哭起来。
    胡金海跟大家念叨着金城阻击战中牺牲的战友：当时敌机扔下燃烧弹，几名战士在与他相隔几米的地方被烧着，刚刚还商量着做饭的战友全身着火挣扎翻滚着，直到最后倒在地上一动不动，面目全非。
    而掉到胡金海身边的炸弹，是个“哑弹”。

图为：烈士墓的资料排成了一大摞

    已经找到亲属的80位烈士，余法海都非常清楚，还剩下的62个，多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
    为寻找这些烈士的亲属，余法海曾向外发出了100多封信函。但截至目前，已有40封多信被打上“查无此地”的字样被退回。“主要是因为我国行政区划的改变，以及原部队番号的变更，使墓碑上的地址查无此人。”余法海对此一一做了整理，以备以后的寻找。记者在赤壁市公安局余法海的家里，看到了他整理的“行政区划变更”记录：“原热河的宁城、北京的赤峰、现划归内蒙古管辖。原辽西的鸡西，现划归黑龙江管辖。原山东的青龙，现划归河北管辖……”
    除此之外，各省还有许多县名、镇名更改，50多年前刻写的墓碑上的县名存在着一些同音、近音字的现象，使邮局无法成功投递。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方言发音的问题以及文化知识的局限，使墓碑上不少烈士的名字刻错了。“1排7号墓的‘闻立忠’应为‘闻志忠’，4排4号墓的‘沈杰’应为‘沈义杰’……”余法海反复多方核对，已发现这类错误总计22处，他把它一一抄录下来，用红笔标注。

    在羊楼洞墓地坟茔中，3个墓有些特别——她们是仅有的几个青年女兵。
    唐文英，河南省邓县前近乡人，系志愿军机要收发员，牺牲时18岁——她也是所有烈士中，牺牲时年龄最小的一位；黄琪，原籍天津市第十区岳阳道求志里8号，系广东军区后勤部审计员，牺牲时26岁；傅志明，江西萍乡人，两广纵队护士，牺牲时20岁。“只有傅志明的亲人找到了，那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寻亲学生在假期回乡时找到的。”余法海介绍，其他的两个，都有了一些模糊的线索，但尚未找到。“根据我们寻找的情况，黄琪当时是因为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才住进野战医院的，有老人回忆，说她很有书生气，可能是天津哪个女中的学生。”余法海说。
    至于另一位河南邓县籍的女兵唐文英，余法海告诉记者，曾经有一个在陕西工作的河南人给他写信，称“邓县前近乡”应该在今河南邓州市城郊，具体位置仍待继续考证。

图为：全国各地东奔西走的火车票已数不清有多少了

    羊楼洞英烈中，还有一位特殊的志愿军战士。他的名字叫杨金川，墓碑上记载，他来自台湾花莲，牺牲时仅28岁。
    余法海说，杨金川烈士的亲属，是他现在最想找到的。
    但以他目前的情况，这个愿望短期很难实现。“为了给烈士找亲属，两年多来我已花费万余元，可以说倾尽家资。”余法海说着，拿出了100多张火车票、汽车票和一大堆票据，这其间还有两张扎眼的白条。“这是原来支持我做这件事的单位，他们‘拿的起，放的下’，说不做就不做了，还给我打这张条子，说经费困难。可我进入角色就不能出来了，我要对得起烈士们的在天之灵啊。”余法海激动地说。
    虽然前路艰难，但余法海仍然目光坚毅，因为他相信，这群长眠在荒山上的烈士，是不会被今天过上幸福生活的人们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