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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与郭沫若的一桩公案(上)

作者：李红梅文章来源：不详点击数：更新时间：2007-12-22
	张治中与长沙大火 1938年11月12日上午9时，即在盛传日军大举进攻长沙前夕，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接到蒋介石密电，指示：“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与此同时，侍从室主任林蔚还特地打来长途电话说：“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张治中接电后，着令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进行准备，但他对酆悌强调焚城计划“最好是备而不用”，并要求，在敌人逼近长沙时，须先放紧急警报，待居民离开市区后才能开始行动。此时，因日军迫近，长沙谣言四起，人心浮动。11月13日凌晨2时，有人在没有接到焚城命令时就开始在城内放火。一时间，长沙城内到处放火，大火连续烧了两天两夜，造成重大损失，而日军并没有进攻长沙。后来张治中回忆说，这件事本来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并没预料到火烧早、烧快了。主要原因在于警察局局长文重孚擅离职守，警察擅自撤岗，使得市内谣言四起，甚至说敌人已逼近长沙只有几里地了；其次是执行放火的警备第二团官兵沉不住气，看到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起火，以为是信号，没有等到放警报就开始行动了。长沙大火，令朝野哗然，蒋介石也非常震怒，一气之下不仅枪毙了警察局局长，还枪毙了长沙警备司令。对于长沙大火，张治中虽然不负直接责任，但身为湖南省主席实是难辞其咎。他内心十分沉痛，请求国民政府处分的同时，积极组织救济灾民。完成善后事宜，他便请辞湖南省主席之职，以示处分。那么，长沙大火和郭沫若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事隔10年之后的1948年，正在香港的郭沫若写了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其中有关于长沙大火记述。 1958年12月，在《人民文学》的邀约下，郭沫若正式公开发表这部回忆录，有关长沙大火的描述也就公开了。当张治中看到回忆录后，认为其中关于长沙大火的描述，有些地方有意歪曲事实。于是，围绕这件事，张治中与郭沫若产生了误会，引发了一桩历史公案。《洪波曲》与长沙大火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是这样描写长沙大火的，他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杆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模仿库图佐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并说：“……他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这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蒙着了，12日的当晚甚至扣留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垂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文章虽然没有明显指出“他”是谁，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指张治中。所以，当张治中读到《洪波曲》关于长沙大火的描述时，既惊讶又委屈。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决定亲自给郭沫若写信，做一些解释。 1959年1月7日，张治中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张治中在信中不仅详细地向郭说明了长沙大火的真相，还对郭的描述做了反驳。他说：“陈诚和我住在一起，焦土的事早和他商量过，火起时，张治中还在睡梦中，谈不到蒙着他；同时一个手无寸铁的文官不可能也不敢扣留战区司令长官的交通车。至于您说把周公蒙着了，更与事实不符。12日晚上我还和恩来先生通过电话，请他在13日中午吃饭谈话。大火后我发表告民众书，恩来先生还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我绝对没有欺骗过朋友，更没有存心陷害过朋友。” 张治中在信中还说，虽然他当时已就这件事的实际情况作了说明，但长沙大火一直是他毕生内疚、耿耿于怀的一件事，“任何人说我应负一定的责任，我绝不推诿，但是您说我是‘想建立一次奇勋’，‘贪图功名’，‘一个人居功而名垂青史’，我实在接受不了。您的话冤枉人也未免太过分太厉害了！” 张治中在信中措词尖锐：“您现在是中共党员，而我是民主人士。您在人大是副委员长，在政协是副主席，我都是常务委员，解放后我们共事10年之久了，您的大作虽写于1948年，而在1958年5月您‘把旧稿整理一遍’，再次发表，把我描写成这样的一个人，试想，站在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立场、同事10年的立场来说，这能说是合适的吗？” 张治中在信的最后还说：“郭老，希望您原谅我，消除过去的芥蒂，让我们和好如初吧。”那么，他们之前还有什么“芥蒂”呢？（上）【《世纪风采》2006年第10期李红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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