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90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55年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该方案1958年正式公布。1979年至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经过多次会议，由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出版《汉字改革概论》、《比较文字学初探》等20多种书籍。

大学时开始关心国语运动
我当时进学堂，离现在都已经90多年了。当时，我们最重视三门课：国、英、算，也就是国文、英语、数学。其他的课程大半学了都不考。小学、中学，我们国文读的都是古文，课本上没有白话。不过老师提倡我们课外看白话的书。于是我们就课上读文言，自己看白话，也能写白话文。大学里，我主修经济，但对语言学的爱好让我选修了语言学。我进的是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一进大学，我就用英文打字机，但是中文没有打字机，我就感觉到英文用起来非常方便。而中文则不方便。中文一定要用毛笔写。
五四运动提倡的白话运动影响的基本上是我们那批年轻人。吕叔湘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到大学后，我在上海，他在南京的大学。我们就通信，当时大家关心的都是中国的国语运动。我们通信的话题也主要围绕国语运动。
后来，在国民党时期有许多左翼运动。左翼运动是各种方面新的思想，类似电影有左翼运动，文学也有，语文也有。
叶籁士开创“语文”的概念
语文左翼运动有个重要人物，后来成为我的同事，叫叶籁士。叶籁士在日本读书，回来以后编了一本杂志，叫《语文》，大概就是（上世纪）20、30年代，具体哪一年我搞不清楚了。我们那时候语文两个字不是连起来，语言就是语言，文字就是文字。语文两个字连起来用并作为杂志的名称，是叶籁士开创的。
我给《语文》写文章。因为我是外行，名字都是用假的名字，就用笔名，也就是“周有光”，后来“有光”变成了我的号。那些文章很幼稚，现在看起来都不好意思。相反，我经济学的文章就用原名周耀平。现在图书馆可以看到的《新中国的金融问题》是解放前写的。
后来倪海曙在上海搞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这个运动影响很大。因为语文的事情一向是高层的，而倪海曙把它带到群众里面去，带到工人里面、农民里面，广大的劳动群众也参加语文运动。
参加第一次文字改革会议
我1955年受邀参加第一次文字改革会议，并留在北京搞拼音方案，主要有一个原因。一是我参加了当时的语文左翼运动，在《语文》上发表了文章，同时还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另外，就是在复旦校长陈望道的鼓励下也出了书。
瞿秋白认为中国的拼音文字要根据方言来定，中国就要定许多种方言拼音文字。所以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不是一种国语运动，而是很多种方言。我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当时国语重要，方言不重要。我也不反对方言要写成文字，但主要力量要放在国语上面。陈望道对我提的意见非常感兴趣。他说你这些东西跟他们想法不一样，很好，你把它收集起来，出一本小书。我就根据他的意见，出了一本小书《中国拼音文字研究》，那本书也是很幼稚的，是关于拉丁化的一些文章。
两代人设计拼音方案的努力
1955年中国新成立一个机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一个叫第一研究室，研究中心是拼音化问题。第二研究室是汉字问题。领导认为我在汉语拼音方案方面过去发表过一些东西，另外我的主张还是有点道理吧，就让我主持第一研究室。这两个研究室是做具体工作的，下面还有小委员会。一个是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我也是委员。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有文改会的人，也有外面的人来开会讨论。第一研究室的中心问题是要设计拼音方案。
事实上，拼音方案在我们重新设计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这些工作是黎锦熙先生搞的，他是比赵元任更早的一批。到了赵元任，是第二代了，他们制订国语罗马字，就不用中国汉字方式的符号，而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和我是老乡，比我大，最初都没有交往。后来我到美国工作，赵元任正好在那儿读书。我常去看他并讨论语文问题，我就请教他。一直到赵元任去世前，他还写信给我。
赵元任待我像小弟弟一样
赵元任待我像小弟弟一样。我后来在北大上课，出版了一本书《汉字改革概论》，赵元任看了以后，在美国写信给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这封信四年后才给我。其实，这封信全是语文问题。
到了50年代，我们要重新设计拼音方案，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的拼音方案就参考了国语罗马字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前两代人的思想当然也影响到了我们第三代。黎锦熙当然是第一个，但他的学术思想太早了，毕竟旧了点。而赵元任比较新，完全符合当时的要求，从学术角度讲很好，可推广发生了困难。什么道理呢，太复杂了。群众不能接受，外国人也学不好。我的语言思想受赵元任的影响很深，虽然我不是他的学生。后来我努力在他们的基础上再走一步。
汉语拼音文字方案
我从1955开始，就完全跟经济学脱离了关系，因为语言学是个很复杂的东西，许多东西普通人不能理解，要用全部力量，才能搞出一点工作。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三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我提出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
沈从文反对 傅汉思赞成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通过以后，还是有争议。沈从文和我，都是一家人。我娶了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他娶了三妹张兆和。沈从文一开始非常反对拼音，说中文怎么能用拼音来写呢，中文应该一个个字写出来的。用外国字来帮助拼音，那是中国人写外国字。不过后来我用具体事例说服了他，让他知道我们要搞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当时我带他在打字机上做实验。用打字机，打拼音，中文字一下子就出来了。沈从文看了以后，觉得拼音可以用了，也就不反对了。很有意思，我们一家子里，沈从文最初反对的同时，四妹的丈夫傅汉思却很赞成。傅汉思是德裔美国籍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是洋姑爷。我搞拼音，他很赞成。傅汉思是耶鲁大学的教授。拼音方案出来以后，他是耶鲁大学第一个用拼音的。
像搞外交一样搞语言文字研究工作
1979年，领导上突然派我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ISO）。我服从命令。
其实，我主要是去参加TC46会议的。我们中国人都不太了解国际标准化组织，许多人认为是联合国的一个机构，其实是独立的机构。它的成立比联合国还早，机构庞大得不得了。分了好多专门委员会。当时有一个专门委员会叫TC46，是专门研究语言方面的。这个会议水平很高，有很多国际专家。但是国际有名人士对一些专门问题并不太了解。
我去参加了，我就说关于汉语的拼音方案多得不得了，法国有法国的方案，英国有英国的方案，西班牙也有自己的方案。一个鲁迅写成20种写法，应该统一成一个。而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最好。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并不简单。我就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个方案最好。这是第一步，否则你的提案不能成立。
后来的工作颇有外交味道。当时，法国热心支持我们，日本也支持。日本很有意思，他支持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我支持他们的训令式（那是日本关于日语的拼写方案）。不过英美反对我们的拼音方案。
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呢？美国说，他们本来用英国的拼音方案。一改，我国会图书馆要用2000万美元来修改，我们钱也没有。我就说，没有关系，你可以暂时不修改，你就原则上同意我们，再慢慢地改。一直到20世纪最后三年，他们有了钱就改了。
外交味道颇浓的工作做了后，就要拟个草案，呈交ISO通过。争议又出现了。法国人认为草案中要将正词法写进去。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音节为单位的拼写法规则。而正词法却是以词语为单位的。但对中文和日文来说，正词法是不适用的。我们和日本提的方案中都没有正词法。我就去说服那个法国专家，我说中文和日文有共通性，与法文不一样。最终那个法国专家被我说服了。
1982年，国际投票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我回来以后，开始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了《汉语拼音正词法规则》。 
          【《新京报》1月23日周有光口述、李健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