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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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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作者:龚育之 文章来源:不详 更新时间:2007-12-22
(接上期)
我参加《毛选》五卷编撰
1975年,在邓小平、胡乔木主持下(还有康生,但康已病重,只是挂名),有一个名为“材料组”的小组,由李鑫、胡绳、吴冷西、熊复负责,有从中央党校来的几个人参加,在做《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这个材料组,在中南海乙区庆云堂西四院工作,是胡乔木主持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一部分,但专做《毛选》的编辑,同在中南海丙区工字楼和武成殿的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是分开的。1975年10月,我被调到这个组来了。
我过来以后,李鑫告诉我,《论十大关系》已在胡乔木主持下依据两份原始记录(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一次和接着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一次)重新整理,已经毛主席看过同意,算是定稿了。还有一些讲话记录,如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等,还有待整理。他要我先阅读毛主席讲话记录的档案,又向我交代了整理讲话稿的原则。当然首先要求忠实于原稿。但原讲话记录不单有文句不完整的问题,表达不准确的问题,逻辑不严密的问题,论述太重复的问题,还有引据的事实、历史、文句待查证的问题,等等。所以要做很细致的整理工作。还有,毛主席有些观点后来有发展变化,有些是重大的变化,这就要根据后来发展了的观点,来加工整理前面文稿中的观点。他还说,所有经过整理的稿子,都要毛主席看过,毛主席认可,才能算数。
很快,反击“右倾翻案风”起来了。我为查证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涉及的已发现的化合物数量等情况,去化学家袁翰青家里请教。他详细地作了解释,但他关心的却是为什么要批邓,反复陈述他对此举的不理解,以为从我这里可以得到某种解答。其实,这也正是我极不理解、极其苦闷、得不到解答的问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大家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批邓反右,却风声越来越紧,教育部要求我回去“参加活动”。
教育部在批邓运动中,被搞了个底朝天。开头,集中批判部一级的领导,部长周荣鑫心脏病发被斗致死。然后准备一步步往下,听说我也被列入批判名单。可是,6月我父亲病危、逝世,为了陪床和治丧我请了一段时间的私假;7月6日朱总司令逝世,大家忙于哀悼;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大家住进了地震棚。地震形势稍缓,教育部正要重整批邓反右旗鼓,毛泽东主席逝世了!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
毛泽东的全集观
这时,报上登出中央的决定,一是保存毛泽东遗体,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文化大革命”以前,许立群告诉过我,毛泽东不主张出全集,认为写那么多东西,哪能篇篇重要?并且引用了郑板桥的话。郑在编订自己的《诗钞》时在《后刻诗序》中说:“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滥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许立群告诉我,毛泽东只赞成出好选集。
至于出《毛选》第五卷,那是我知道,并参加过一点工作的。
没有几天,上面来了调令,要我立即到中央办公厅报到。要我参加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负责这事的李鑫告诉我,《毛选》第五卷的事,他们正在抓紧收尾,就不要我参加了。现在从教育部调我和郑必坚来,还有别的单位的几个同志来,是要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这些事,他同胡绳、吴冷西、熊复都参与,《毛选》第五卷编完后,他们就把精力都放到这边来。
以后就是《毛选》第五卷在1977年4月隆重出版,就是成立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汪东兴兼主任,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等为副主任,我和郑必坚为这个办公室的理论组的负责人,还有选集组、全集组,等等。(连载二·完)
【《人民政协报》3月22日龚育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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