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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父亲一个真面目

还父亲一个真面目

作者：李菁文章来源：不详点击数：更新时间：2007-12-21

父亲鲁迅
母亲告诉我，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很没保障，将来可能还要颠沛流离，所以一直没要孩子。母亲在1929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医生问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父亲回答是大人，没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从这一点来看，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
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我又追问，他是不是很激动地跟人家辩论？他告诉我说，他平素就像学校老师一样，非常和蔼地跟人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也就不讲了。人家说，鲁迅的文章很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类的，但那是笔战，是和旧社会、旧思想在对抗，必须要激烈。过去把鲁迅误解了，应该把鲁迅归还到他自己的真面目。
父亲跟我讲的是带绍兴口音的话，他喊我“乖姑”，有点像广东话称呼孩子的方式。70年前的上海夏天湿度非常大，那时又没空调，整天身上、背上都是湿漉漉的，每年一到夏天，我背上总要长出痱子，又红又痒，又抓挠不得。晚饭以后，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那时天色已暗，但为了凉爽并未开灯。这时候父亲就准备一个小碗和海绵，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我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用扇子扇干，因为有机会亲近父亲，可以不怕影响父亲写作而被“驱赶”，我躺在父母中间，心里无比温暖。直到天色黑尽，父亲又要开始工作了，我才恋恋不舍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里睡觉。这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
父亲写信通常用一种中式信笺，上面印有浅浅的花纹、人物或风景，父亲给不同的人写信，选用不同的信纸。如果我碰巧遇到父亲写信，想表现一下自己，往往自告奋勇地快速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以自己的“眼光”为父亲挑选信纸。父亲有时默许了，有时感到不妥，希望我另选一张，而我却僵持不肯，每逢此时，父亲也只好叹口气勉强让步。后来听说日本有一位学者叫阿部兼也，专门研究父亲信纸的选用与致信者的内在关系，可惜的是他不知道这当中还有那时不谙世事的我的干扰。
父亲与母亲
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包含着两种感情：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母亲喊父亲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态度。
母亲是父亲的一片绿叶，为父亲做了很多工作，母亲当年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女性。母亲告诉我，她后来也跟父亲提到想出去工作；父亲听到后，把笔放下叹了口气：“那你出去我又要过我原来的生活了……”于是母亲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想鲁迅最后10年能创造出那么多的传世作品，当中也有母亲的牺牲。虽然希望出去教书的母亲心情也很矛盾，但她觉得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父亲创作的高峰，一切付出是值得的。
我生下来之后，父母就没带过我到北京，因此没见过祖母。但祖母总是托人写信来，她常常寄好东西给我。祖母和父亲的前妻朱安的信，都是别人代写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除了我这么个病孩子之外，也负担了朱安女士的生计，生活得比较艰难。朱安也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托人给母亲的信总是表示感激之情，说“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身难忘”，也很体谅母亲，“您一个人要负责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收到生活费后她总回信告知是如何安排开支的。
我从来没见过朱安，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印象。不过从她与母亲往来信件看，她对我还是很关爱的。一次她给母亲写信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我十五六岁后，她就直接给我写信，有一次还问我是否有同母亲的相片，给她寄来一张，“我是很想你们的”。我知道在她心里，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一样看待。1947年朱安病故时，母亲拜托一些亲朋帮助料理了丧事。
1936年的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总是在忧喜之中度过。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听一会儿他的鼻息。父亲的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于是轻轻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么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
1936年10月19日早晨，许妈上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了。”我才知道，我没有爸爸了……我冲下楼，看到父亲躺在那儿，像以往入睡一样安详，妈妈流着眼泪搂着我说：“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
父亲墓碑上的字是母亲让我写的，她后来说别人写都不合适，她那时可能已经意识到，实际上谁写对谁都是一辈子的影响，她不期望别人来写。实际上是更多的为了对方的安全。【《中国妇女报》1月28日李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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