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毛泽东那两段名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曾风靡神州大地，家喻户晓。然而，这两段名言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却并非是人人都了解的。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是年夏天，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的周恩来与担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共同倡议，组建一个“全国慰劳抗战将士总会”，分赴各个战区去慰劳在前线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国民革命军将士。周、郭的这项建议为蒋介石和军委会所采纳。
“全国慰劳抗战将士总会”分设南北两个慰劳团。北团必经陕甘宁边区，为借机前往延安了解中共的实情，以便为国民党实施“限共、溶共、防共”的方针“对症下药”———制定切实可行的反共的具体办法，蒋介石认为北团团长非反共干将贺衷寒莫属。
1939年8月下旬，贺衷寒率领北团，进入陕甘宁边区，在洛川落脚。为了封锁延安的真相，贺衷寒不愿让随团的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记者进延安采访报道。临出发前，贺衷寒突然将三位记者找去，告之明天去延安和榆林，要他们三位不必同行，回到西安等候。
但这三位记者可不是贺衷寒能随便摆布的庸常之辈，他们都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大记者。中央社———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先生，是一位斗争经历非常丰富的革命者，193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遵从组织指示，打进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新民报》———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家报纸，记者张西洛，四川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只有21岁。《扫荡报》———是国民政府系统的报纸，记者耿坚白是位年逾四十的老先生。在中共建党初期就加入共产党，曾一度担任过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27年后脱党，但从未危害党，仍倾向进步。
当下，三位记者都明白贺衷寒捉政治迷藏的险恶用心，他们与贺据理力争，贺衷寒被诘问得无话可答，只好退让一步，允许他们同去延安，但不准报道一个字。
9月中旬，慰劳团抵达延安，受到延安各界代表热烈欢迎。毛泽东亲自宴请慰劳团，宴后又陪同慰劳团一行到中央大礼堂出席有千余人参加的欢迎大会。毛泽东情绪很高，在致欢迎词中针对当时国民党正在酝酿发动的反共高潮而进行的阴谋活动和蓄意挑起的摩擦，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揭露和驳斥，告诫国民党内顽固派不要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明确指出，只有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三记者受毛泽东那气势磅礴的讲话所激励和鼓舞，回到住宿的窑洞，交换着各自的心得体会。然而，令他们十分为难的是，贺衷寒已有禁令在先：“不准写一个字。”怎样才能突破贺衷寒的约束呢？三人反复商量，最后一致认为采访毛泽东，让毛泽东以回答记者问的方式发表谈话，这既突破贺衷寒的“不准记者写一个字”的禁令，而且由中共最高领袖以答记者问的形式来阐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态度，可想而知，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那将是最为巨大的。
三记者兴奋不已，立即从炕上爬起来，彻夜讨论和草拟出一份问题表来。第二天早晨，他们乘贺衷寒不备，将问题表交给陪同慰劳团用早餐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并请那位负责同志转告毛泽东，若毛主席愿意接受采访请早作安排。很快，陕甘宁边区交际处金诚处长就告诉他们：毛主席说，他非常欢迎新闻界的朋友来到延安，可以同记者谈一次话。
9月16日下午，三记者去延安郊区参观一个工厂，5点多钟回交际处时，出乎他们的意料，满脸笑容的毛泽东已站在门口迎候客人了。毛泽东亲切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欢迎你们来！请到窑洞里面坐。”毛泽东将他们让进窑洞，只见一张长桌上放着两盏油灯，还摆放着茶水、香烟、瓜子之类的东西。毛泽东热情地对他们说：“国民党封锁我们边区，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招待先生们。我们延安不像你们重庆，但是延安的葵花子是很不错的，我们就一面嗑瓜子一面谈话吧！”
毛泽东首先向三位记者询问此次延安之行的观感。接着，毛泽东按三记者所提出的问题的顺序，一一作了答复。在谈到国民党所大力推行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成为各地闹摩擦的根源时，毛泽东态度严肃起来，坚定而有力地挥动着手臂说：“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他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现在汪精卫有三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有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同。”接着，毛泽东就讲出了后来广为传诵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名言。
当毛泽东回答记者所问，“共产党对待所谓摩擦的态度时”，毛泽东口气坚定地说：“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1939年10月6日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上，将这次谈话记录以《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记者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的谈话》的题目发表了。10月19日重庆的《新华日报》也转发了此文，各解放区的报纸也都跟着作了转发。然而，三记者所供职的新闻通讯社和报社，虽然他们都寄回去复写的稿件，却被锁到总编辑的办公桌抽屉里，没敢让它与大后方广大读者见面。后来三记者将稿子寄给范长江主办的“国际新闻社”，范长江将谈话稿发到香港、南洋等地，被几家华侨大报在显要的位置上刊登。这样，毛泽东跟三记者的谈话，就在中外产生了震撼历史的巨大影响。 【《团结报》4月1日孟昭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