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庐丛话》：清道光年间朝廷要员曹振镛，靠贩盐起家，与不少盐商暗中常有往来。当时由于私盐泛滥，致使国税大量流失，他的门生决定重拳出击，整顿盐业，但又害怕触及“恩师”的个人利益，所以事先写了一封书函，征求曹振镛的意见。曹振镛在回信中说：“如果打击私盐对国家有利，你就放手大胆去干吧，不用管我这张老脸了！老夫身居要职，难道还会饿死不成？”

 　　这件事情表明，曹振镛的官做得还是比较稳妥的，为了国家利益甘愿牺牲个人私利，而不觉得心疼，很有一点“清官”的风范。要是换成“和中堂”，无疑就等于割他的肉了，不跳过来扒你的皮才怪。当然，曹振镛肯这样做，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和他做人的性格有关。他一生屡居高位，向来谨小慎微，恭谨有加，所以仕途平坦，青云直上，到了晚年更是恩礼益隆，身名俱泰。他最怕年轻人浮躁狂妄，常常训导他们说：“小鬼，千万不要意气用事，胡言乱语啊！”门生向他请教做官的秘诀，他则答道：“其实当官也用不着多大本领，只是多磕头少开口罢了！”有人根据他的为官“妙论”，填了这样一首词：“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做官做到这种地步，往好说是成熟老练，往坏说就是尸位素餐，摆摆官样子而已。试想，这样一条官场老虫子，又怎么会和掌管盐政大权的门生作对呢？保住乌纱帽要紧，反正又不缺钱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哪！

　　封建极权专制在中国盘踞了两千多年之久，在这种“传统”的濡染下，人的奴隶性格日渐变得根深蒂固，积重难反，毫无风骨可言。元人张养浩在《为政忠告》里说，治理臣民一定要尊卑分明，只有尊卑分明，才能家无逆子，国无叛臣。封建官场上的种种迹象充分表明，“尊卑有序”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体制”问题。在封建专制体制内，最重要的行为准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严守纲常，恪从尊卑。官场上尤其如此，等级森严得很，只要我头衔比你大，你就甭想和我平起平坐，否则就是犯上作乱，包管玩得你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张养浩主张做官要“忍”，只有“忍”才是“众妙之门”，实际上就是曹振镛说的“多磕头少开口”。宋三司使田元均曾经大诉其苦道：“我做了几年官，谁也不敢得罪，只好整天陪笑，我这张脸都快笑成靴皮了！”诉苦归诉苦，官还是要做的。脸皮不笑成靴皮，肚皮就只能用来装草了。“五斗米”和“折腰”之间，划的可是等号。

　　最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大意是说，他弟弟的背原本是挺直的，忽然有一段时间变驼了；大约过了半年，忽然又变直了。一打听，才恍然大悟：弟弟驼背时，干的是秘书的活儿；后来由秘书升为乡长，腰杆子自然就直了。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一个人的驼背变直，就是这个人当官了。读到这里，我差点笑掉一颗牙齿。这位仁兄未免把乡长的地位抬举得太高了。按照官场的惯例，省长、市长、县长一拨儿排下来，区区一介乡长，什么时候才能不点头哈腰，把驼背挺直啊！因此我想结论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变成驼背了，就是这个人当官了。除非他做的是天底下最大的官，没人敢跟他叫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