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７２４年，雍正登基的第二年，依然大位未稳，他的一些皇弟、王公贵族、满汉官僚们依然具有相当的势力，对这位新君正有点“且将冷眼观螃蟹，看他横行到几时”的味道，并且不排除党聚密谋的可能。
　　皇帝在这种暗流汹涌中，觉得有必要“该出手时就出手”了，于是舆论先行，这位政治家兼作家先生抛出了一篇《御制朋党论》，共印了八百多份，要求诸王、贝勒、满汉大臣学习。这篇御制奇文的核心思想无非是“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奇怪的是，皇帝在敲打当时的诸王、贝勒、满汉大臣时，火力却指向了宋代的一位著名的官员和作家：“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邪说，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夫罔上行私，安得为道？修之所谓道，亦小人之道耳……朋党之风至于流极而不可挽，实修阶之厉也。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假如欧阳修生于清朝，雍正皇帝的杀人令已经发出，欧阳修的项上人头将不保，按照大清的风俗，欧阳修的家人也难逃被杀或者流放为奴的悲惨命运，欧阳修的著作也将被焚毁，或者根本就得不到发表、出版的机会。在文网密织的专制恐怖中，不会有欧阳修式的写作，根本就再也出不了欧阳修。 实际上，人类的结朋或结盟就根本无法避免，演变得好，是一种宪·政原则下的公开、公正、公平的政党政治；演变不好，当然是结党营私，骗子横行。
　　且不说这欧阳修的观点是否正确，只说人类如何对付不同意见，尤其是当权者应该如何对付异议。人类的不宽容和残忍已经有Ｎ个世纪了，时光流逝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捷克，苏军入侵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后，许多教授、作家和剧作家都无法写作，有的沦为看门人，有的当了修理工。剧作家哈维尔也在啤酒厂滚啤酒桶，后来又被当局拿下大狱。９０年代后，铁窗下归来的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总统，他的文化理念和政治理念是：如果当权者把不同意见看作是对他的挑战的话，只会为自己制造更多的敌人。在实践中，他要在高层尽力孕育一种宽容、透明的作风。
　　我们无法超越时代，要求一个１８世纪的清朝皇帝兼作家，达到２０世纪末捷克剧作家兼总统的思想高度。但是，在大清的辫子戏电视剧、辫子小说阴魂不散的时候，在秦始皇被塑造成英雄好汉的时候，面对这些文化制作大师，总应该有一部分文化人，有起码的良知和历史判断：秦帝国、清帝国对待文化人的历史证明，它们都会是残暴的、腐朽的帝国，与汉帝国、唐帝国尤其是宋帝国不可同日而语，尽管汉代也有阉割司马迁先生的事实，尽管唐代也有流放李白先生的事实，尽管宋代也有关押苏轼先生的事实，但那基本上是政治斗争的并发症，而不是统治者仇恨文化本身。
　　当然，也应该看到，能在秦帝国、清帝国红肿之处变出“桃花”来的文化大师们，是一些成功的现实主义者和获得暴利的商人，他们也有其叙述历史方式的权利和理由。一个持文化宽容论的人，也应该尊重他们的这种权利。 　　但是我估计欧阳修先生从内心中一定很鄙视这些文化大师，因为文化和思想的权利受到了暴力的威胁，并且雍正的文章一定会使欧阳修肝儿颤。
　　幸好，像雍正这样的专制统治者还无法只手遮断所有的历史时空，否则，还让欧阳修们活不活？欧阳修先生应该举手加额，庆幸他早生了七百年，否则，他到哪里去当他的醉翁，写他的《醉翁亭记》？我们到哪里去读欧阳修的《蝶恋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